引言：

习惯上，我们常常以“倒幕战争”来简单概括1868-1869年的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也将战争中对立的双方简化为“新政府”和“旧幕府”。一般而言这样的概述无可厚非，在交谈和转述时没有问题。然而但不够严谨，在正式的场合下也以上述概述来探讨这场对日本意义重大的战争，这便是犯了学术上的错误，容易误导他人。

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更多的采取幕府侧的视角研究这场决定日本命运的战争，以改变传统的仅从一方视角看待问题——只谈新政府军如何胜而不谈幕府军如何败；并且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三分戊辰战争”，将戊辰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和三方势力来分析。

三个阶段即幕府之战（权力战争）、同盟之战（复仇战争）、武士之战（统一战争），括号外的是以旧幕府方的视角描述战争的主体，括号内的是对萨长新政府建立的日本的影响概括。

三方势力即萨长新政府、旧幕府、奥羽越列藩同盟。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三方势力是一个概括性称呼，并且在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将在下文详细体现。

一．幕府之战（权力战争）

这一阶段的战争从鸟羽伏见之战爆发开始，到上野之战结束为止。时间是1868年1月27日——1868年7月4日（和历庆应4年1月3日到庆应4年5月15日）。

1. 战争始末

进入1866年，京都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尊王攘夷派”已从最初的希望借助幕府联合各藩实现攘夷，转变为要以天皇为中心建立新政权，推翻幕府旧制来进而实现攘夷。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公武合体派”，认为以天皇为首的公家和以幕府将军为首的武家在国家危难之时不应该对立，而应该联合，并最终合并行成一个统一的新政府。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宣布将政权还给朝廷。随后在1868年初，由于朝廷方的猜疑，以岩仓具视为主导的公卿再度发起小御所会议，提出“王政复古”，京都随即被萨长等倒幕藩把持。德川庆喜要率军上洛亲自向天皇叙职。两派的矛盾尖锐不可调和，新政府军在京都近郊的鸟羽、伏见两个地区部署重兵准备阻击上洛的幕府军，鸟羽伏见之战爆发，戊辰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所谓幕府之战，是由于此时的主力是幕府军，对阵萨长新政府军队，主体是“旧幕府”的意志，以战争中幕府的独立意志来定义始末；且这是一场决定日本国内局势的战争，一方是萨长两藩建立的新政府要通过战争手段实现“王政复古”，另一方是德川幕府的军队携《讨萨表》上洛要求“清君侧”。获胜者将占据地利把持朝政号令天下，故又称为“权力战争”。若幕府方胜利，则会使德川家的统治再延续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很可能会成为幕府改革制度的良好时机，如果德川庆喜等开明派的改革顺利，将可能把日本塑造成我们不可想象，与现在地位、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若新政府军能首战取胜，便可以大获支持，有能力继续推进倒幕战争使推翻旧幕府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历史的车轮驶向了后者。驻守在鸟羽的萨长军队率先向幕府军开火，战争伊始便陷入了混乱似乎预示着幕府军的结局。新政府的胜利使鸟羽伏见之战后果然其合法地位得到了极大稳固，一些对战局表示观望的藩陆陆续续地加入到了新政府的行列，其中如津藩、鸟取藩、诹访藩等。

鸟羽伏见幕府军的战败之因在前作中已经详细论述，大致有三点，概述即是幕府军未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指挥上出现的重大失误，以及锦之御旗出现后导致的巨大的心理落差。这里不展开介绍，详谈大众关于这场战役的误区。对于鸟羽伏见之战的常见误解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幕府军的准备状况，二是幕府军使用的武器装备。在准备方面，由于禁门之变时向朝廷出兵的长州藩被指认为朝敌，在朝廷权威空前加强的幕末时代，德川庆喜忌惮于向天皇所在的皇宫开火，于是命令部队仅携带少量弹药并在行进时步枪不上膛，以免走火导致不可控的局面。同时幕府军内的一些将领认为只要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幕府军不率先发难，萨长军队不敢向幕府军主动攻击。在孝明天皇死后，此时的德川庆喜还没有拜见过明治天皇，于是幕府军打出“觐见新皇”寄希望于行军列阵后萨长军队自行让路，德川的军队便可顺利抵达皇宫挽回朝政。然而结果是萨摩藩、长州藩在幕府军上洛沿途布下严密的防卫，并且命令炮兵率先向幕府军的行军队伍展开炮击，导致幕府军顿时陷入混乱，首战失利。随后新政府军举起了岩仓具视伪造的锦之御旗，打击了幕府军的士气，也动摇了德川庆喜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德川庆喜率重臣返回江户，幕府军失败撤出鸟羽伏见的战场。

2.伪之锦旗

为什么说锦之御旗是伪造的呢？这是由于在戊辰战争爆发前，倒幕派公卿岩仓具视暗地联系萨长从事倒幕活动，作为朝廷中的一员，他不断以朝廷的名义为萨长的举兵争取合法性，其中锦旗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传说锦之御旗曾在镰仓时代承久3年的承久之乱中，首次被后鸟羽上皇配发给了讨伐镰仓幕府的队伍，受命为官军。此后几乎再无使用的记载，并且也没有现成的锦旗保存在皇宫内。而岩仓具视为了让萨长藩的军队也成为官军，便根据镰仓时期的传说片段，在甚至不知道历史上锦旗样貌，根据自己的理解命女工缝制了锦之御旗。这面暗地里制作的旗帜，既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也没有得到天皇的授意，自然是伪造的了。然而幕府军上下也没有听闻过何为锦旗，在鸟羽伏见之战时萨摩藩士兵一边举旗锦旗，一边高喊“这是朝廷的标志，我们是官军”，于是信以为真，士气遭到毁灭性打击。

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常会提出“锦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么幕府军会被一面旗吓退”之类的问题。于是这里必须做详细说明。受到某些影视和游戏作品的影响，很多幕末史爱好者会误把幕府和天皇简单的对立起来，然而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就幕末时代而言，不论是要实现“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萨长一方，还是要实行“公武合体”、“幕政改革”的幕府一方，然而这两方维新变革时路线截然不同的势力都在尽力争取天皇的支持。在日本尤其是民主思想传入之前的古代，天皇的地位非常高，有着最高的威信，在战争中代表着“正义”。虽然在幕府时代天皇受到种种限制而远离了政治，但是依然可以以“朝敌”的名义惩罚不尊崇天皇的大名，不仅直接动摇其统治的合法性，还会引起其他原本就已经蠢蠢欲动的大名群起攻之。尤其是在幕府衰弱时效果更加显著。鸟羽伏见之战前，幕府军出兵的口号是“清君侧”，将士们相信明治天皇受到了萨长的软禁，要将他解救出来，自己自然是“官军”。然而锦旗的出现、朝敌之名强加于幕府，象征着天皇已经站在了对立面，己方不仅不是“官军”，甚至是非正义的“贼军”。心理落差自然巨大。尽管部分上层将领可能深知成王败寇的道理并不畏惧一面旗帜，但是中下层军士不敢与天皇为敌，导致了军心的混乱，不再听命，停止进攻采取消极防守甚至是溃逃。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需要“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以今人的视角看问题而发出“如果幕府军无视锦旗就好了”的指责，那么很抱歉，这个“如果”不成立。就如同当今有许多人在学习工作中逐渐迷失了目标，你却不切实际的指责他们“如果不去学习、工作就好了”，这是绝对不可行的。

3.军备差异

在一些影视作品，尤其是诞生年代较早的作品当中，常常把幕府军描绘成手持武士刀、身披甲胄，向敌军无畏冲锋发起白刃战的武士形象。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形象出现？对此我们稍作讨论。

近年来披露的史料越来越多、幕末相关的历史书更为普及、尤其是对场景和道具更加考据的影片陆续走上银幕，直观的改变了幕府军无比落后的固有观念。不过光有这一层浅薄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里略加深入说明。

具体来说，我们要先从幕府军的组成看起。“幕府军”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幕末时代以来，或者在此之前亦同，幕府很少单独派出自己的直属部队，而是多与诸藩组成“联军”：共同完成作战任务。例如在长州征讨中，幕府联军包括幕府直属部队，以及彦根藩、小仓藩、纪州藩、伊予松山藩等藩组成；鸟羽伏见之战时，幕府联军主要由幕府直属部队、会津藩、桑名藩、大垣藩等藩组成。在幕府联军中近代化最早最彻底的是幕府直属部队，武器和编制以及战术思想基本完成了西化，是近代化部队。而其他亲幕府的诸藩仍以装备旧式火枪为主，配备长枪武士刀弥补火器装备的不足、多采用古流兵法；隶属于会津藩的浪士组织新选组在此时也没有实现装备的近代化，因而确实一度出现了以血肉之躯对抗枪炮的场面。不过以整场战役来看绝对不是主流，多是在突击、伏击时配合火力支援出现。并且新选组在鸟羽伏见之战前后实施了近代化改革，采用新式编制，装备步枪和火炮，实现了从维持治安的浪人组织向正式军队的转型。

在19世纪60年代（文久年）幕府就已经开始仿照西方建设近代化部队。值得注意的是，1867年起幕府军在法国的军事援助下，成立法式训练的精锐新军“传习队”。起初装备恩菲尔德1853线膛步枪，后又装备有更先进的夏塞波后装线膛步枪，还有一部分装备了七连射斯宾塞来复枪。这支军队不仅在武器上符合西方标准，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军事制度也高度近代化，分为步兵、炮兵、骑兵三个兵种，并配备有西式的军旗、口号、军乐、后勤系统。堪称是日本的第一支真正实现了近代化的部队。传习队和其他军队一同构成了幕府军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

虽然幕府军的步枪质量普遍超过新政府军，不过新政府方在大炮上的优势远超幕府军。且幕府军的中低层指挥官面临数量不够、职业化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战争爆发后军令不能被很好地执行，士兵缺乏有效指挥；同时幕府军的群众基础相对较差，尽管打破阶级限制，吸纳武士阶级外的人士进入部队已成为共识，但武士阶级作为幕府的统治基础，幕府不得不予以他们特权，而不似西南强藩改革早体量小而受阻较小，以至于商人、农民在军中的占比依然较低，匮乏兵员时还不得不招纳素质和纪律较差的无业游民；同时作为中坚力量的武士培养周期较长，损失后难以迅速补员。种种原因导致幕府军的动员能力较差，军备力量不足以维持其体量庞大的统治机构，更难以实现对全日本的有效控制。同时，这也是幕府不得不联合其他诸藩作战、借用他藩兵力的原因。

当然，影视作品中出现幕府武士向新政府军发动无畏冲锋的场面也无可厚非，改编自历史的影视作品需要吸引更多观众而非死板的陈述现实。不能说是凭空捏造，而是将武士冲锋、冷兵器对抗热兵器这一点放大化，更契合审美的需要。

这里需要再补充说明一点，即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代表的西南诸藩的变化。以大名及其家臣为首的上层武士统领中层武士，再由中层武士管理下层武士组成的军队，这是传统的藩国军事体系。然而西南地区诸藩远离幕府的控制，更便于与西方国家展开不受限制更为全面的交流，使西方思想得到更快的传播。“民主”的思想在西南诸藩中下层武士之间萌发，他们不再完全受限于封建君臣关系对主君的无条件服从，从注重大名个人的利益转变为以藩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参与政治，要求掌握更多的权力。对于幕末时代的萨摩藩而言由于藩主争夺以及岛津忠义就任藩主后并无实权，由其生父岛津久光掌握藩政，而久光对政事参与的正当性也备受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为藩内重臣的崛起提供了绝佳条件，于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逐渐掌控了萨摩藩的兵权，后来西南战争时期西乡隆盛的声望使旧士族推举他作为叛乱的领袖人物，更可见原本出身于藩国底层的藩士对传统大名的超越；长州藩情况相似，下关战争爆发后藩士对革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之禁门之变后毛利敬亲（毛利庆亲）、毛利广封（毛利元德）被幕府处以蛰居而不得参与政事，无疑给予了中下层藩士掌控藩权的好机会。长州藩的新军奇兵队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打破常规建立的，藩主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是象征性认可。在新政府建立后，西南诸藩的实权将领更借助“把军队交给新政府”而使兵权从藩国中独立出来，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大名对军队的控制。此时诸多藩主已经不能再如以往自由调动本藩的部队，于是中下层藩士实现了对军政的掌控。

4.战役影响

此后，幕府军士气大受打击，幕府麾下的诸藩联军也分崩离析。但是旧幕府军并没有一战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旧幕府直属的士兵损失并不大，并且在大约一个月后陆续回到了江户接受整编恢复了建制。旧幕府军的失败主要源自于外部新政府的施压以及内部派系的争端导致的战和不定，使军队失去有效领导而群龙无首、军官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士兵士气持续低迷。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旧幕府军虽然发动或参与了数次战役，例如甲州胜沼之战，但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在1868年3月中旬，使德川庆喜决定江户开城，蛰居上野宽永寺。到这里，旧幕府在实质上灭亡了（1868年1月3日的《王政复古大号令》是幕府在名义上的灭亡，故此事发生之后幕府方改称“旧幕府”，但军事实力并没有被削弱）。然而旧幕府方的主战派并不甘心失败，部分将领如大鸟圭介、榎本武扬等人拒绝按照江户开城达成的协议将军队交接给新政府，率军离开江户继续作战。这时“旧幕府”便已经不再由末代将军德川庆喜领导，而是幕阁中的部分老中、高级将领们代表了“旧幕府”的意志，然而此时旧幕府军依旧有着不可小觑的实力和影响力，幕府最精锐的新式陆军“传习队”的第一、第二大队共计三千余人在抗战派的领导下继续抗战给新政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随后爆发了宇都宫之战、市川船桥之战等战斗证明了这一点。

在经历了数次的战役后，与支持新政府的人士与日俱增相对的是旧幕府军失去了稳定的后勤保障和兵员补充并因丧失了许多幕臣、将领和士兵而被逐渐削弱。直到上野之战之后，旧幕府军再无实力独自对抗人数众多、补给充足的新政府军，也失去了战略纵深和后勤保障，只得选择了和奥羽越列藩同盟共同作战，需要接受同盟的援助和盟主轮王寺宫、总督伊达庆邦，上杉齐宪和松平容保等人的领导。从主导地位变成平等甚至是从属地位，可视为“旧幕府”的独立意志彻底丧失，为第一阶段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二．同盟之战（复仇战争）

这一阶段从会津之战爆发开始，到庄内藩降伏结束。时间是1868年6月10日——1868年11月6日（和历庆应4年闰4月20日到明治元年9月22日）。

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它和上一部分有交集，但两者战场位置不同、参与者不同、性质不同，故实际上是两部分。

1.战争误区

同盟之战（复仇战争）主要包括北越战争，即越后长冈藩与新政府间的战斗、会津之战，即东北诸藩与新政府间的战斗、秋田战争，即奥羽诸藩与倒戈的秋田藩间的战斗。此时与新政府军交战的主力是“奥羽越列藩同盟”，因而称之为同盟之战。习惯上我们将奥羽越列藩同盟称之为佐幕势力，而且出于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很多人会误认为奥羽越列藩同盟是铁板一块，对新政府军的到来早有防备。实际上这并不正确，这也是将其单独列出为第二阶段的原因。产生误解主要是由于：

(1) 幕府体制下奥羽诸藩接受幕府的领导。

(2) 鸟羽伏见之战后奥羽诸藩态度上普遍同情幕府。

(3) 幕府、奥羽诸藩同为萨长新政府的敌人

然而，奥羽越列藩同盟中，除了会津、庄内两藩，其他诸藩基本不可称之为“佐幕派”。原因也很浅显：

(1) 东北·奥羽诸藩未加入幕府联军参与鸟羽伏见之战，并保持了观望态度。

(2) 戊辰战争之前，东北·奥羽诸藩对政局影响力有限，几乎不参加政事，并未持有佐幕立场。

(3) 江户开城后会津之战前，东北诸藩普遍脱离了幕府的统治，归顺了新政府军，接受新政府所派遣的“奥羽镇抚总督”九条道孝的领导。仙台藩甚至遵从新政府命令而向会津藩领地出兵。

(4) 东北战争前东北诸藩可视为新政府的一部分，然而诸藩无法忍受新政府的暴行、为拯救会津藩而选择结成同盟反抗，因而性质上更偏向于“叛乱”，而非援助幕府军作战。

事实上，不仅在同盟成立前仙台藩曾准备讨伐会津，而且盛冈藩也一度保持了中立，直到会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还剩一个月时才出兵背叛奥羽越列藩同盟的秋田藩（久保田藩）用行动表示了加入同盟。

2.步步紧逼

由于同盟之战的中心是会津藩，我们不妨对会津藩多谈一点，以便对这场战争有更全面的认识。松平容保，即幕末时代的会津藩主，美浓国高须藩主松平义建第六子，其母为侧室古森氏。后由于会津藩八代藩主松平容敬后继无人，容保便于十二岁时，1846年（弘化3年）过继至会津藩，6年后1852年继任为第九代藩主。在1862年时临危受命，毅然接任京都守护职率军上洛，为稳定京都治安，稳固幕府与朝廷的关系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后招募浪士组成立“新选组”，参与了“八月十八日政变”、“禁门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地处东北，仅二十万石的普通藩国几年间尽人皆知。在尊王与佐幕的潮流中，会津藩在松平容保的带领始终对朝廷毕恭毕敬，对天皇恭敬有加，甚至获得了自江户幕府以来大名所受最高格的表彰——孝明天皇亲赠御衣、宸翰和御制；同时也对幕府忠心耿耿，力挺德川庆喜的幕政革新；且积极推进公武合体，深得孝明天皇和家茂将军的信任，朝廷与幕府双方皆视其为不可多得的贤良。

推动公武合体的意义是什么？幕末时代，日本最强军事力量的掌权者是幕府将军，幕府体制的维系者也是幕府将军，同时幕府将军即德川宗家即武家栋梁即源氏长者，各大名在名义上也受到幕府将军的领导。因而谋求独立和反抗幕府的大名，必然要索求比幕府将军更高的名分，即攀附朝廷，希望天皇能赐予他们反抗幕府的合理名分，客观上加剧了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对立。在列强环伺的幕末时代，如果不能避免大规模内战，就很容易演变为代理人战争，将会对日本的转型与近代化造成不可估量的阻碍。因而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希望在和平中推进日本政体的近代化。公武合体应运而生——即不需要彻底打破一切旧有制度，也能有效的避免内战，通过联姻、合作等手段，促使朝廷与幕府关系融洽，最终二者二位一体，其中的成员共同构成近代化政府的一部分。孝明天皇、德川家茂便是公武合体派，松平容保则是公武合体派的坚定支持者。会津藩在黑船事件后便参与了品川炮台建设、海防事务的商议等，对建成稳定统一的国家以防列强趁虚而入深有体会。因而松平容保极力提倡和平，如在樱田门外之变后，松平容保力排众议劝服众人放弃武力讨伐水户藩；在公武合体的事业上，会津藩也极力撮合公家武家，力求肃清破坏者，阻止武力倒幕的发生，来保卫日本的和平。

鸟羽伏见之战中，会津藩随幕府军“清君侧”，攻打阻拦德川庆喜等人觐见新天皇明治，并把持朝政的萨长土军队。经过几日的苦战，在众藩背叛和伪锦旗的打击下，幕府军最终败退。自此，新政府稳固了在西国的阵脚，松平容保坐实了“朝敌”之名。

鸟羽伏见战败之后，德川庆喜于江户思考多日终于决意请和，在确定开城的数月前便遣散了主战的联军各将领，命诸藩返回。因此会津藩军队已经脱离幕府联军，撤回岩代国会津若松，在之后旧幕府军与新政府军的交战中并未援助旧幕府一方，而是于国中休整。着手军改，购置新式步枪，引进法式训练。此时，会津藩并非意欲积攒实力对抗新政府，只是决定“武备恭顺”。所谓“武备恭顺”，简言之，就是在手上仍握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向新政府表示恭顺，以武力军备防止对方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从而保住藩国的财产和名誉。在鸟羽伏见之战后，着手武备恭顺的藩国绝非仅会津一家，在东国几乎成为常态。因为地处偏远的东国诸藩与京都朝廷相距甚远，大名未能与新政府有密切联系；又紧挨幕府大本营江户，难免遭到新政府的怀疑；亦或是担忧双方交战而军队入侵藩境，藩内遭受战火侵袭。

江户开城之后，德川幕府作为政权的历史可谓已经正式结束，此时德川家已向新政府表示恭顺，成为了一般大名，标志着二百六十余年的幕府体制已经彻底瓦解；德川庆喜也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接受蛰居处分，与曾经的桑名藩松平定敬、会津藩松平容保的主从关系也已正式解除。此后，明治新政府已实际上统治了江户以西南的日本各地区，于是以江户城为据点，继续向东北进军，沿途降伏其他诸藩，命其归顺新政府的领导。陆续有越来越多的藩出兵加入到新政府军的行列中以表示对其的恭顺，因而新政府军日益壮大，不仅一改当初鸟羽伏见之战时的兵力劣势的状况，还远超旧幕府侧数倍。此时新政府军面对东北诸藩，不仅在名分上和装备上占优势，更在兵力上、纵深上占优势，双方强弱一目了然。失去了幕府的领导，且得知新政府已成为当时日本的正统政权后，东北·奥羽地区的诸藩如米泽藩、仙台藩、白河藩、二本松藩等均已表示恭顺，接受新政府军的领导，向新政府委任的负责人奥羽镇抚总督九条道孝递交了恭顺的书面文件；会津藩也为避免成为朝敌，一同向新政府军表示了恭顺，提交了文书，书中提到会津藩愿意割让土地、松平容保接受新政府的蛰居处分，但是也要采取“武备恭顺”。

著名的越后的长冈藩也在牧野忠恭的授意下任用河井继之助为笔头家老兼军事总督实行了武备恭顺，即以军备作为恭顺的实力保障，当然后来也被新政府军拒绝。曾经有人提出“会津、长冈等藩实行武备恭顺本身就是抗拒新政府，不彻底解除武装就不能称之为恭顺，会造成地方割据”。这样的观点乍一听似乎合情合理，却是以今人的目光审视历史。在幕末维新的时代，没有藩国为了恭顺新政府就解除武装的先例，无一例外是藩国保持自己的军队加入新政府，藩主或藩士获得新政府的席位、称呼藩国的军队为新政府的军队而已，本质还是以朝廷为中心组成的联盟，一步过渡到中央集权还显得太超前。对比当时的其他藩国，曾在鸟羽伏见之战时参加幕府联军抵抗新政府军的大垣藩、身为德川御三家的尾张藩、保持中立的加贺藩在保持武装的情况下向新政府表示了恭顺后都得到了许可，并且任命他们出兵平定东北。而为什么会津藩和长冈藩就没有被接受呢？差别对待一目了然。因此，指责“会津藩整备军力是负隅顽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然而会津藩的恭顺之请遭到了新政府中长州派的拒绝。理由是松平容保是鸟羽伏见之战时的朝敌，必须将其斩杀。长州派要求必须献出藩主松平容保和一众主战派家老的头颅否则不予谈判，而家老们表示他们的头颅皆可献给新政府，但坚决要保住藩主的性命，于是谈判破裂。在武士时代索要大名的头颅是在不可接受的事，哪怕是禁门之变后沦为朝敌的长州藩也只是被幕府处以剥夺藩主毛利父子的官职、蛰居，而无性命之忧，这样的行为自然激怒了东北地区的武士们。同为东北地区，邻近会津的庄内藩领会到了长州藩用意，由于该藩在鸟羽伏见之战前江户骚乱时火攻了暗中派遣浪人的萨摩藩邸，唯恐新政府会借此兴师讨伐，于是和会津一拍即合达成军事同盟“会庄同盟”。

此时希望援救会津藩的奥羽诸藩以仙台藩为首，向新政府上书请愿，要求放宽会津藩的恭顺条件，请愿也再度遭到拒绝。并且新政府要求仙台、米泽等奥羽诸藩在萨长土出兵前先行讨伐会津藩，否则取消其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东北·奥羽诸藩本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却被新政府中别有用心的人挑拨，让他们自相残杀，此举引发东北·奥羽诸藩的众怒。诸藩再次请愿，要求停止讨伐会津、和平处理事端，却再遭拒绝。这由于会津藩主松平容保自上任京都守护职以来，长期打压激进的长州藩，会津军队击败长州军队，给其造成惨重伤亡。会津藩多次挫败武力倒幕，因而也长期被萨长视为政局上的绊脚石。鸟羽伏见之战新政府军取胜，长州藩便希望借机一雪前耻，借口鸟羽伏见之战为旧幕府方出兵，要求处死松平容保。在近代以前封建社会下的日本，处死藩主的行为被视为对全藩上下不可容忍的羞辱，会津藩士们便断然拒绝。提出不可接受的条件来逼迫对方武力反抗，这正是长州藩以武力报复会津藩的计谋。因此可以看出，会津之战实质是长州藩的报复，故称之为“复仇战争”。

3.穷途末路

在这场以会津为首的奥羽列藩与以萨长为代表的新政府方的谈判当中，有一关键细节，即新政府委任管理奥羽地区的“奥羽镇抚总督”。九条道孝为出身显赫的藤原北家摄关家九条家当主，德高望重的末代藤氏长者。1864年担任国事御用挂，庆应三年成为左大臣。 和其父九条尚忠一样，皆是幕末时代公武合体派的公卿支持者。由于态度上偏向幕府，使得父子二人在王政复古的政变中受处分，明治元年（1868年）时对九条道孝的处分才解除。随后，他被新政府任命为奥羽镇抚总督，与萨摩藩的大山纲良、长州藩的世良修藏共同出征东北。由于九条道孝同情为公武合体派出力的会津藩和为幕府镇守北方巩固海防的东北诸藩，便在双方交涉之初就已表示可以接受会津藩的恭顺之请。

本来新政府对奥羽地区的降伏至此便能和平收场，却在此时遭到了新政府中长州派世良修藏的无理阻挠。世良修藏本为奥羽镇抚总督府的参谋，理应受命于九条道孝，然而他却在接受会津降伏的会议上当九条之面坚决反对。理由是松平容保是鸟羽伏见之战时与新政府军作战的朝敌，必须将其斩杀。长州派提出要求必须献出藩主松平容保和一众主战派家老的头颅否则不予谈判，而家老们表示他们的头颅皆可献给新政府，但坚决要保住藩主的性命，于是谈判破裂。

此时仙台藩仍未放弃和平交涉，庆应4年（1868年）闰4月11日仙台藩于白石城召集奥羽诸藩代表召开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向奥羽镇抚总督府提交列藩联署的请愿书，要求放宽会津藩的恭顺条件，却多次遭到参谋世良修藏的驳回。不仅如此，世良修藏还要求仙台、米泽等奥羽诸藩在萨长土出兵前先行讨伐会津藩，否则取消其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他甚至口出狂言：“但求落花未尽时，平陆奥，齐赏樱。”据《仙台戊辰史》记载：また仙台藩士を嘲り、傍若無人な振る舞いもあるなど、次第に周囲からの反感を高めていく（在会场上同时嘲笑仙台藩士，还有旁若无人的举止，逐渐加剧了周围人的反感）。东北·奥羽诸藩本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却被新政府中别有用心的人挑拨，让他们自相残杀，况且新政府的参谋世良修藏竟如此无礼，此举引发东北·奥羽诸藩的众怒。诸藩再次请愿，要求停止讨伐会津、和平处理事端，却再遭拒绝。

新政府任命公武合体派、同情东北诸藩的九条道孝征讨东北；向东北奥羽诸藩下令讨伐会津藩，故意破坏其和睦关系，可见其险恶用心。奥羽诸藩出于对会津藩的情谊，也出于谋求自保的考虑，有不少人士认为成立未满半年的新政府现在已经飞扬跋扈，如果强藩会津被新政府打败，未来新政府在东北地区会更加肆无忌惮；担心新政府军很可能采取先分化东北再逐个击破的手段，甚至于坐享其成看奥羽诸藩自相残杀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终于，被逼上绝路的诸藩放弃和平谈判的幻想，转而准备战斗。1868年6月10日夜，世良修藏在福岛的一间酒楼金泽屋里对奥羽诸藩士使酒仗气，忍让多日的姉齿武之进、田边览吉仙台藩士终于爆发，率先发难突袭了世良修藏正在此地休息的十余人的报国队，次日将意欲让诸藩陷入内战的主谋世良修藏拖至阿武隈川河原斩首，遗体投入阿武隈川，首级带回白石城示众。随即成立了拯救会津藩的“奥羽同盟”，采取诸藩公议政体，拥立末代轮王寺宫，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为“东武天皇”。仙台藩主伊达庆邦、米泽藩主上杉齐宪担任总督；旧幕臣小笠原长行、板仓胜静作为参谋予以协助。宣告与新政府的对立，大有南北朝之势。

在奥羽同盟成立之初，曾邀请长冈藩入盟，但被长冈藩家老河井继之助以“避免卷入战乱为由”拒绝，同时长冈藩积极为双方奔走倡导和平尽快停战。但长冈藩亦随即遭到新政府的苛刻要求。公历6月21日时，新政府军监土佐藩的岩村精一郎与长冈藩主的代理何静继之助在小千谷的慈眼寺进行了会谈。岩村精一郎提出借道长冈并要求长冈藩也向会津用兵。继之助说：“如果你们是真正的官军的话，恭顺也可以。但是讨伐幕府和会津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一边说要讨伐旧幕府和会津，实际上是以私人制裁和夺取权力为目的的吧，因此我拒绝新政府借口借道而侵入长冈领内和向会津的战斗。”继之助的提问和正论使得岩村精一郎无法反驳，因此谈判破裂。在小千谷会谈破裂后，越后五藩也毅然反抗新政府，从此加入奥羽同盟，“奥羽越列藩”同盟就此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奥羽越列藩同盟以拯救会津为目的而成立，但在战事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的会津战争中，会津藩自始至终也没有加入同盟，而是与庄内藩保持军事同盟即“会庄同盟”，只不过会庄同盟与奥羽越列藩同盟目标相近、关系密切，互相配合，非严谨的讨论时我们一般不细分，而是看作一个整体。

前文已述，由于此时旧幕府军已无独自对抗新政府军的实力，便选择与有着共同敌人的奥羽越列藩同盟合作；而同盟态度上同情战败的幕府，加之曾侍奉过幕府，便欣然接受旧幕府军的合作要求，为幕府陆军提供休憩场所和后勤补给、给幕府舰队提供维修和燃料；作为曾经幕府联军的桑名藩残军与旧幕府军出境类似，便在立见尚文的领导下也与同盟合作。同盟需要扩充军事实力，因而也接受了桑名残军的合作要求。

1868年6月到11月，持续了近5个月的会津战争，又称“东北战争”。经历了白河口之战、二本松之战、日光口之战、母成峠之战等一系列战役，在新政府军绝对实力的压制下，兵力和军备均极度劣势的奥羽越列藩同盟胜少负多，节节败退。

随着秋田藩、三春藩等藩国倒戈，会津之战局势日益严峻；长冈藩境失守、新潟港被包围，由于武器供应不足、行军路线受阻，最终仙台、米泽也被新政府军孤立、包围。旧历八月米泽藩向新政府恭顺，随之九月中旬东北第一大藩仙台也投降了。奥羽越列藩同盟的成员被逐个策反和击破后，只剩下会津藩、庄内藩等仍在继续作战。然而仙台、米泽藩等东北雄藩虽然已恭顺新政府，但实力尚存并依然偏向会津，他们一边尽量拖延为新政府军出兵会津的命令，一边继续为会津藩求情。由于担心已降伏的东北诸藩会再度掀起反旗，且冬季冒着严寒作战对来自西国的新政府军官兵极为不利，战事拖得越久新政府的损失就越大，也不利于树立新政府统一国家的正面形象。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新政府军最终同意宽大处理会津，接受会津藩的请降。会津藩降伏后，庄内藩也作为最后一个降伏的藩向新政府递交了请降书，为这一阶段的战争划上了句号。此后的一些局部战争如弘道馆之战和松山之战等，虽然也属于戊辰战争的范畴，但也由于性质不同不不计入这一阶段和下一阶段。

后来，作为战胜方的新政府长州派蛮横险恶报复了会津：战死的会津武士不准下葬，被曝尸荒野；会津藩土地、资产被悉数没收，会津藩士被要求迁往荒芜的极北之地（今青森县陆奥市）建立斗南藩，遭受严寒与饥饿，无异于遭受流放之苦。新政府曾许诺予以斗南藩3万石的土地，然而当会津藩士举藩迁往当地后才知道藩领是领民稀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贫瘠地，实际俸禄仅有约7千石而已。支撑着这些旧会津藩士的信念是向世人诉说戊辰战前松平容保积极推进公武合体、政策改革、维护和平，会津上下乃真正忧国忧民之士；在江户无血开城后会津藩已经多次提出恭顺，但均被驳回，绝非朝敌乱党。只可惜收效甚微，此后的日本政府长期冷落福岛县（废藩置县后的原会津大部地区），危险的核电站也坐落在福岛，因而福岛县，若松市当地人至今憎恨着山口县、鹿儿岛县。

4. 战役影响

梳理了同盟成立和东北战争的起因后，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这场战争属于戊辰战争的一部分，但各藩并非出于援助幕府的目的而加入了戊辰战争，也非会津藩及东北诸藩为对抗新政府的负隅顽抗。而是东北·奥羽诸藩反抗压迫、谋求自保的手段、保家卫国的斗争。本质上是利己而非利他的，因而不能将其称为“佐幕势力”，况且东北战争时期同盟的领导人与出逃旧幕府军的领导人在包含领导权在内的诸多问题上还产生过争执，也就更不能把他们划为“幕府残余势力”一概而论。之所以奥羽越列藩同盟与旧幕府军将领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人合作抗击新政府，是出于道义和对幕府的朴素感情，是情分而非本分。由此这场战争需要单独列出分析性质。只不过从新政府的角度来出发不论是“幕府军”或者“会庄同盟”还是“奥羽越列藩同盟”以及后来的“虾夷共和国”都是敌对方，并且深有交集，于是将它们统一归为“幕府方”。相信读到这里你已经能明确他们之间的异同。出于对传统的容易混淆为幕府麾下的“幕府方”这一称呼的区别，我更习惯称之为“幕府侧”，即站在幕府的这一侧、新政府的另一侧，而并不一定是隶属关系。

有言论称：“最终也要投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难道在如此强大的敌军面前奥羽列藩竟然猜不到他们会战败？”事实上，奥羽越列藩同盟在开战之前就已预料到此战必败，如会津藩家老西乡赖母曾多次谏言不要武力相向。然而，这一仗是不得不打的，而且打得很有意义的。东北诸藩担心如果现在任由新政府军蹂躏东北强藩会津的土地，未来新政府将如何对待其他藩国？唇亡齿寒的道理世人皆知。

处死松平容保是对上至东北诸大名中至松平家臣下至会津武士的极大侮辱。东北战争前会津藩降服的条件就是保全藩主，而且最后他们也做到了。最终，依武士社会惯例，会津众臣力求明治政府宽恕容保父子，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被免***罪，被罚在鸟取藩蛰居；身为家老上席的田中土佐、神保内藏助本应判处切腹自杀，但其之前已经由于不堪战败耻辱而切腹；西乡赖母此时已离开会津，前往虾夷地，亦未在处分行列；因此仅有身为家老次席的萱野权兵卫被判对此次战争负责而切腹自杀。

相比起会津开战前，战后对会津藩降伏的条件可谓宽大很多，不仅保存了会津藩的名誉，也打出了东北诸藩的骨气。他们用行为让新政府知道，此地民风彪悍，并非新政府之人可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以奥羽列藩同盟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但在政治上不仅取得了与对手谈判的余地，并且保全了东北诸藩的名誉，降服不是无条件投降，保证了松平容保性命及幼子松平容大的继承权。并非徒劳无功。维护了即将结束的武士时代最后的尊严。我们不应用今人的眼光衡量武士的气节，也不要误解武士们为了什么目标而战。

三．武士之战（统一战争）

1.战争开端

这一阶段从箱馆战争开始，到五棱郭开城结束。时间是1868年12月4日——1869年6月27日（和历明治元年10月21日到明治二年5月18日）。

前文所述，此时“旧幕府”的独立意志已经丧失，奥羽越列藩同盟也已经被打败，这一阶段的战争并非由这二者领导，因而单独列出。

箱馆战争是旧幕府陆军、旧幕府海军、彰义队、各藩残军、新选组等势力联合后，在榎本武扬、荒井郁之助、土方岁三等人的指挥下平定并占据了虾夷松前、五棱郭等地，以此为据点对抗新政府的战争，并建立了虾夷政权，与明治政府针锋相对。要谈这一战争的性质，则必须要结合参与者的理念和目的。

虽然虾夷政权的士兵出身各地，所属各异，但他们并非是被强行带去虾夷地的，而是自愿参与的；且在得知榎本武扬等人在五棱郭顺利建立政权后，有部分奥羽列藩的藩士脱藩乘船渡海到了虾夷地，继续参加对新政府的抗争。值得一提的是，虾夷政权中，有法国军官和士兵的参与，他们也是违背了法国政府归国的命令，根据自己的意志加入到了这场战争中。

榎本舰队登陆虾夷地正值严冬，新政府军为避免冬季损耗，决定养精蓄锐于次年春季发动攻击；幕府军则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扫平了虾夷岛南部及中南部地区的新政府军队，虽然勉强站稳了脚跟，但损失了主力军舰“开阳丸”及“神速丸”，失去海上防卫的能力。于是一场结果毫无悬念的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2.抵抗目的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建立一个不属于日本的新国家吗？并非如此。虾夷政权对内自称“虾夷德川将军家臣武士团领国”，并愿意将部分收入提供给静冈藩（即废除了幕府后被贬为一般大名的德川家）来维持其开支，可见他们的初心依然是侍奉已经没落了德川家。根本而言，虾夷政权建立的两大原因即：

1. 否认萨长新政府的合法地位，要求清君侧，洗脱“朝敌”罪名。

2. 希望恢复武家政权，重建幕府，恢复幕府将军统领下的武士时代。

因此将这一部分称之为武士战争。有人提到，文学作品中常把西乡隆盛称为“最后的武士”，那么西南战争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能称之为“武士之战”吗？我认为不能。因为西南战争发生于1877年（明治十年），此时距离武家政权的灭亡和武士阶级的消亡已有近十年之久，参与叛乱者即萨摩地区的旧武士此时已转变为“士族”，故称之为“士族之战”更为合适。

虽然虾夷政权中有相当数量的奥羽越列藩的武士，在某些思想上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能因此就把虾夷政权视为奥羽越列藩同盟的后继者。不仅由于虾夷政权的建立主体是旧幕府的将领而非同盟的将领，最关键的它们的政策、思想上大不相同。虾夷政权没有声称反对明治天皇，拥护“东武天皇”。

尽管虾夷政权并主观上非分裂日本的势力，但由于新政府在日本刚刚成立，此时财政拮据、政令混乱、中央与地方存在隔阂和猜忌时，虾夷政权大有反攻本州岛的可能，新政府将难于应付。尽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幕府制度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但多数日本人的思想此时尚未转变，因而依然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对新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将会使日本破除旧制度变得曲折反复。正如法国多次王朝复辟、中国推翻清朝后袁世凯又建立“中华帝国”、张勋发起“丁巳复辟”。同时亦难保其日后不会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国家，使新政府不能管理虾夷地区，造成实际上的日本不统一，虾夷共和国的割据之势。最终新政府决定，必须攻陷虾夷政权，于1869年春季发起登岛总攻。因而称之为“统一战争”。

3.戊辰尾声

在土方岁三等将领灵活的交替阵地战与游击战之下虾夷军队曾多次成功阻击新政府军，但在失去海防且没有可靠后勤的巨大劣势之下于事无补。最终，1869年6月27日（旧历：明治二年5月18日）虾夷政权解体。

五棱郭开城后，残余的一千余名虾夷政权的士兵成为俘虏，榎本武扬、松平太郎、大鸟圭介、荒井郁之助、永井尚志、松冈磐吉、相马主计等人被捕随后投入了监狱。土方岁三、中岛三郎助等人则战死。土方岁三留下了著名的辞世句：たとひ身は蝦夷の島根に朽ちるとも魂は東の君やまもらん（孤臣身殉虾夷岛，忠魂永卫东方君）。尽管相对逊色而不出名，但与二子共赴黄泉的中岛三郎助壮烈的辞世句也应当被记住：ほととぎす われも血を吐く 思い哉（古有杜鹃啼血此刻我们亦有抛洒热血的壮志）、われもまた 死士と呼ばれん 白牡丹（我也终将被世人赞为死士如白牡丹一般高洁傲岸）

戊辰战争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有人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大概是说“为什么幕府侧的兵力远超新政府军却依然打败仗”。我想看到这里对于很多人而言都已经能给出解释，比如幕府军准备不周、新政府军使用了伪锦旗、幕府侧并非铁板一块等等，但是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问题本身，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伪命题。这是由于在整个戊辰战争中，只有第一阶段的鸟羽伏见之战时双方展开了有限的较量，此时幕府侧兵力远超新政府军。而在幕府军败退后众多藩国加入了新政府的行列，于是战力对比的天平倒向新政府方。此后所有大的战役（千人级及以上）当中，几乎都是是旧幕府军零星的作战单位和孤零零的几个藩，在反抗兵力、武器、后勤、名分均比他们优势的多的新政府军。有时一场战役的兵力差距就会超过4倍（以长冈城被夺取时为例，幕府侧约6,000人，新政府方约28,000人），而在东北战争时期新政府军总兵力之和可以超旧幕府侧10倍还要更多。

4.如何看待

如果要以唯物史观来看待戊辰战争-明治维新，这场战争中有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性质吗？有，但并不充分。推翻德川家对日本统治的倒幕战争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具有一定先进性的话，那么会津战争则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人民的内部矛盾，而新政府并没有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绝非新政府和现代日本政府所标榜的“维护国家统一”那样先进。维护国家统一是正确的，而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借口肆意发动内战则是非正义的。

总而言之，戊辰战争并非一个流畅的过程，其充满了曲折与复杂。可分为多阶段的战争和多势力的对立。同时，本文也提到了一些新观点，如“戊辰战争可在两个层面上三分”、“奥羽越列藩同盟非佐幕派”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查阅众多文章，未发现同类观点。因而其后如遇近似文章，则有剽窃之嫌。

戊辰战争是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事件，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历史，只能无限逼近于真相。本文的观点绝非不可撼动的真理，而是为广大读者、幕末史爱好者提供一个新的观点，也欢迎众人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为本文做佐证或据理反驳。希望所有看过本文的读者，能独立思考，自我钻研；切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谦卑自牧为荣，以误导他人为耻。

德川家禛

202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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